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庭审现场，主审法官表示，曾向检察院发出调取录音录像证据材料的公函，检察院未予以移交。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他等来的是湖南娄底那边的派出所民警电话。原来，大刘谨慎地在百度上搜索了鲍奕斌副支队长的姓名、照片以及丽水公安的资料，又请老家的派出所帮忙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