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对《财经》记者说，在儿童保护领域，“公认的一点是，目前的数据低估了性侵儿童发生率。”

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直击北京疫情:冷链传播风险几何?后续咋防控?》刘哲告诉澎湃新闻，据表弟的同宿舍同学讲，平常，表弟一般都是第一个起床去早读的，但事发那天早上，表弟留到最后，“有同学走时，跟他说快迟到了，他说一会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