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天府新区公安分局正兴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李某曾做过废品收购生意，他了解到摩拜单车是全铝车身，觉得有利可图，于是在去年9月初纠集邹某、余某、陈某三人在华阳一餐馆内“开会”，计划盗窃摩拜单车后切割变卖。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她建议，首先有预防体系，在性侵、虐童多发的社区里，由专业人员倡导不能性侵和虐待儿童等，并告知什么是性侵、造成的后果、家长如何处理等。“一旦有人怀疑有性侵等案件，就不是预防体系能处理的范畴，这需要强制报告制度”，应明确哪些人有强制责任和义务、报告的工具或渠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