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三条红线"高悬 规模房企业绩增速或进一步放缓》刘哲告诉澎湃新闻，据表弟的同宿舍同学讲，平常，表弟一般都是第一个起床去早读的，但事发那天早上，表弟留到最后，“有同学走时，跟他说快迟到了，他说一会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