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浙江近年意识到儿童保护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组织未成年人检察官参加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培训和考试，樊星因此同时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

《借调借调，借而不调！警惕基层随意性借调常态化》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