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性侵害案件呈现低龄化特点，低龄儿童不能识别性侵，即使识别但可能提供不了完整的言辞证据，而在猥亵类案中相当一部分不会留下物证。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联合国秘书长希望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在临汾康庄村一位村民家中，锅炉房里还堆着去年置换剩下的200多斤焦，“12月6日天冷得厉害，才开始烧锅炉，剩的这点还是去年政府收走了烟煤给换的清洁焦，等供热管道一通，就把家里燃煤锅炉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