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呼应，二次全会前夕，《中国纪检监察报》也于1月7日开设专栏“全会之前听民声”，走访部分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和普通群众，请他们对比五年前，畅谈今天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期许。

“那6万保证金，我是以两分的利息借的，今年才全部还清。”徐善瑾说，十多年来，他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当地找不到工作；当年从看守所出来后，他的身体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症状，后来又因“嫌犯”身份，未能从单位改制中领到买断工龄的补贴。为了生活，他将自己的两套住宅卖得11万多元，以每月200元在外租房住。

《浙江杭州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系安保公司员工》何小平也不知道，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如果地址是对的，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地址找错了？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那个家庭就破裂了，两口子离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来相认了？”她有很多猜测，“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是我害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