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情况就更糟糕了，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隐私已经终结”。你看，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计算机的发明，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也在于此。

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严正批驳印媒涉藏错误言论》二审期间，郭五妮的亲属代郭五妮退交全部赃款40万元。焦作中院认为，鉴于她在二审期间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退回全部赃，并且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小，系从犯，可对其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