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平也不知道，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如果地址是对的，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地址找错了？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那个家庭就破裂了，两口子离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来相认了？”她有很多猜测，“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是我害了她。”

在去年初村（社）组织换届前，嵊州市就出台《村主职干部考核管理意见》，为村干部履职亮明“红绿灯”。新任村干部上任后，该市开展“走马上任一百天”活动，督促新一届村干部干事创业快上手。“在之后的走访调查中，发现仍有部分村干部上任后，不认真执行坐班制度，经常性请假，群众办事找不到人。”嵊州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七案件被指令再审，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从王赣江的证言可以看出，他对妻子担任顾问拿酬劳，并且“不怎么上班”的事情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