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高雄市卫生局昨天发布新闻稿表示，查核发现过往龙发堂的年平均死亡人数12人较高于高雄市立精神护理之家的7人，以及平均死亡年龄56岁较低于高雄市立精神护理之家的63岁，死亡原因占50%以上为营养不良或外力侵袭致死者，异常的死因凸显龙发堂确实存在管理不当与照护疏失等问题。

《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运行团队全部实现一线办公》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