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情况就更糟糕了，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隐私已经终结”。你看，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计算机的发明，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也在于此。

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

《故宫博物院深耕的年轻人:上屋顶、下库房、修文物》面对证据，官启兴最终低下头来，“村里总有一些不方便入账的开支，比如超额的伙食费、娱乐场所消费等，但是我们不可能让村干部自己掏腰包啊。”据官启兴交代，为填补这些不便入账的开支，他与杨加亨、杨志明、杨祥鑫等前后三任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干部采取虚增、虚列扶贫项目等方式套取村财，用于账外支付村级接待以及娱乐消费等支出，所涉金额共计11.2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