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叫武清区了。写文章的人是我老家那边文化局的领导。1997年，我得奥数金牌以后，他们就去我们家了。当时也不叫采访，也不知道他们要写文章，猜想有可能只是去关注一下得奥数金牌这么一个事，然后就问我父母有多穷，谈话尽量往穷方面引导。我父母也不知道拒绝，问什么，怎么引导，就怎么说。在农村嘛，也不能怪我父母。结果就是奥数金牌挺好的一个事，就成诉苦会了。（他们写的文章）发表以后，我看了就觉得很惊讶，里面写的不是真实情况。当时写我家写得苦大仇深，非常穷。我老家也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但跟别的农村家庭比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困难。我小的时候也觉得挺快乐的，不是他写的很悲情的那种感觉。九几年的时候，天津的农村，不会是那个样子。我家其实是在天津和北京的中间，离北京更近一点，出了通州区就是了。

刘总见状，便对小严说去茶楼喝点茶醒醒酒。此时已经迷糊的小严便跟着来到一家茶楼，并在刘总提议下开始打牌赌博。

《借调借调，借而不调！警惕基层随意性借调常态化》我得奥数金牌以后，有几个记者采访，别的人写的还是基本上挺靠谱的。但是，就文化局写的那个文章影响最大，最不靠谱。我记得好像他最先发的是《知音》，他还到处投很多媒体，也有转载的，后来网越来越发达，网上也转载。越南、台湾都有转载文章。那些年影响非常大，但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已经20年了，还影响这么大，还在转载。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我也理解，文章确实很感人，连我自己看了也会很感动。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觉得非常荒唐。我不知道我跟这个文章的主人公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