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的母亲也见证了这一幕：“那边先炸开了，很大的响声，然后（“炮弹”）就落到儿子家院子。”她边说边指了指离朱先生家约五六十米远的一处山头，“烟持续了两三分钟才散去，当时把我吓坏了。”老人说，这东西的头有点尖，要是扎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武汉成立了治庸办，并且开通“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举报官员“庸、懒、散”现象，热线电话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同月，治庸办与媒体组成暗访组，暗访武汉8个局14家职能部门，共发现了不良工作作风现象29起，如上网玩游戏、迟到早退、擅离职守、串岗闲聊等等，并予以公开通报。此外，政知道还发现，当时除了武汉市治庸办，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同样各自设立治庸办。

《七案件被指令再审，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此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北京代表小组会议中对北京市的卫生工作就曾提出建议：人民大会堂应设牌子，提醒大家不要把烟头、烟灰随便乱丢，有人丢在地毯上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