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说，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人会出钱赔偿，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昆明中院将开展"泛亚有色"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脏乱晦暗的走廊，破烂的房间，十几名中国工人正在走廊里来回穿梭。其中有几名男性头部或手部都缠着绷带。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讲俄语。在二楼的一个房间中，一名调查员正在中文翻译的帮助下对伤者进行询问。与此同时，制鞋公司的一名俄罗斯工作人员在电话中与某位人士达成了向工人提供人道救援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