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李莹认为，性侵案尤其受侵者是儿童的，法院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使受害儿童不能得到权利救济。“性侵儿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多，但对心理伤害很大且持续深远，有些孩子即便当前就出现心理伤害并经过评估，但要经过法庭认可的司法鉴定也很难。她希望这方面法律上能有所突破。”

《最高法第四巡回法庭成立以来结案1.3万余件》她建议，首先有预防体系，在性侵、虐童多发的社区里，由专业人员倡导不能性侵和虐待儿童等，并告知什么是性侵、造成的后果、家长如何处理等。“一旦有人怀疑有性侵等案件，就不是预防体系能处理的范畴，这需要强制报告制度”，应明确哪些人有强制责任和义务、报告的工具或渠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