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缺乏辨识能力。性侵儿童案30％以上是非常熟的人，如家庭成员、老师、教练等，“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是敬畏的对象，再对其威逼利诱，报警可能性更小”。

据东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薛东生查明，陈某2017年初在湖北省武汉市某公司上班，7月份随公司搬至湖北省宜昌市某写字楼，薛东生从这个小线索中挖出了一个诈骗大案。

《最高法：工资欠条为证据起诉可按民事纠纷受理》童小军说，该制度建设要明确主责机构，设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工作模式则跨专业、跨领域、跨部门。“一般来讲，这个专门专业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应设置在民政部门，国家给予充分授权，明确责任目标，给予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