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黄健国大专毕业后到了一个企业上班，不过20多年都没有晋升。李凤的人生却是另一个轨迹，她1985年高二没读完便辍学打工，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曾经拥有三家小公司，后来觉得力不从心，将其中两家公司结业。即便如此，剩下的轮胎公司仍旧经营得有声有色。

《63岁去支教！浙工大网红宿管大叔昨晚去井冈山》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